如果你曾经玩过角色扮演游戏——无论是在线游戏还是老式的现实游戏——你就会知道你依附上游戏中自己的化身是多么的容易，当你的角色被巨魔碾碎，被恶龙击倒或者被术士杀死时，你真的会感到很伤心。美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游戏玩家)威廉?西姆斯?班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将这种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为至少17位已故家庭成员创造了虚拟的化身。在2013年的一篇关于网络化身的文章中，他预见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将能够把自己部分的身份信息转移到自己的人工智能模拟化身上，这些人工智能模拟化身可以脱离我们独立工作，甚至在我们死后还能继续存在。

　　我们应该对这些模拟人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管我们对暴力电脑游戏有什么看法，当你把一个虚拟的攻击者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没有人会真的认为这是谋杀，而且，拥有一定程度自主性和意识的模拟人有一天可能会存在已经不再荒谬了。许多哲学家认为，像我们这样的意识并不一定只能由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作为载体，它可以存在于许多不同种类的物质系统中。如果他们是对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意识可以存在于足够强大的计算机电路中。

　　现在，道德哲学家们思考着塑造人类群体的伦理问题，比如：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人类多样性的价值?但当涉及到如何对待模拟实体的伦理问题时，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否应该依赖于我们对现实世界发展出来的直觉。我们从骨子里觉得，杀死一只狗，甚至一只苍蝇都有问题，但是这和关闭一只苍蝇的模拟大脑的感觉是一样的吗?如果说是一个人的模拟大脑呢?当“生命”以新的数字形式出现出时，我们自己的个人感觉可能已经无法成为可靠的道德指南。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理论物理学家阿德里安?肯特(Adrian Kent)已经开始探索道德推理中的这一缺陷。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假设我们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在电脑上模仿人类的意识，我们会想要给这个虚拟人物一个丰富而有价值的互动环境——一个值得生活的生命。也许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对真实的人脑进行复杂的细节扫描，并通过计算再现出来。你可以想象这种技术被用来“拯救”绝症患者;现在一些超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通往不朽意识的途径。

　　当然了，这也可能都只是白日梦——但请耐心等待。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一套被称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它在18世纪末由杰里米·边沁提出，随后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加以完善。边沁说，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我们应该努力为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或“效用”)，或者，用密尔的话来说：“促进幸福的行为是正确的，反之的行为则是错误的。”

　　作为良好行为的准则，它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例如，我们如何衡量或比较幸福的类型——例如，将祖母的爱与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的喜悦相比?肯特告诉我：“即使你想认真对待功利主义，你也不知道自己往微积分里放的对比项到底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今天大多数的信仰体系都含蓄地承认，指向更大幸福的道德罗盘比指向相反方向的更可靠。

　　在肯特的描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倾向于以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我们有义务去不受约束地增加我们的模拟化身。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不受限制的繁殖有明显的缺陷，在庞大的家庭中，人们会在情感上和经济上苦苦挣扎;人口过剩已经对全球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等等。但在虚拟世界中，这些限制并不存在。你可以用几乎无限的资源模拟一个乌托邦。那么，机器人维修，为什么你不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世界，并让所有的世界都充满无比满足的模拟人化身呢?

　　我们的直觉可能会回答：这有什么意义?也许一个有意识的模拟人化身并不会和一个新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具备同样的内在价值。这是新奥尔良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心理哲学和虚拟现实伦理学专家迈克尔?马德里(Michael Madary)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疑问。“人类生活中有一种神秘的元素，它引导我们问一些经典的哲学问题，比如：为什么那里会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生命有意义吗?我们有义务过道德生活吗?”他告诉我。“模拟大脑可能会问这些问题，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骗人的”——因为这些大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选择发明它们。

　　就像一些哲学家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可能会回答：那怎么证明我们自己就不是模拟生物了呢?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有意义，所以我们不妨在模拟化身中假设这些问题也对它们有意义。

　　接着，肯特又问：在道德上来说，是创造一群每个人完全相同的人，还是一群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人?使每个人都完全相同当然更有效率——我们只需要其中一个人的信息就可以创造无数个人的化身。但我们的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更多价值。然而，如果没有理由认为无数个不同的人会比无数个相同的人更幸福，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Kent的观点认为，不同的生命的多个副本比单一生命的多个副本更可取。他说：“我很难摆脱这样一种直觉，即一个拥有10亿个独立的、完全相同的小明的宇宙，不如一个拥有10亿个不同个体的宇宙有趣。”他把这种概念称为复制劣势。

　　在一个由数十亿个小明所组成的宇宙中，肯特想知道，谈论多次重复的同一个生命是否有意义——或者我们仅仅是在谈论一个分散在多个世界的单一生命。这可能意味着，在相同环境中的许多小明并不比一个小明更有价值，他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复制无用。肯特说：“我倾向于这种观点。”尽管肯特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佐证。

　　肯特的思想实验触及了道德哲学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于去年去世，他在1984年出版的关于身份与自我的不朽著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剖析。在这里，帕菲特思考了一些问题，比如世界上应该有多少人，以及在我们能够做到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增加一个值得生活的生命在道德上是否总是更好的。